蒋经国的青年时代：（23）上海打“虎”

有人说，蒋经国到台湾前的政治生活犹如一只哑铃，一头是“新赣南”，一头是金圆券。

由此可见，在 1948 年，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管制协助督导员的经历，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何等举足轻重啊！

(相关资料图)

从 1947 年 7 月起，国民党在前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与外线的作战，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蒋介石“勘乱”用兵，连吃败仗，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的经济也愈来愈糟，已进入崩溃的边缘。

国民党统治区经济面临破产，最集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上升，其数额竟占到它的财政支出的80％，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例如，1946年全年收入为2.2 万亿元（法币），支出为 5.5 万亿元；1947 年全年收入为14万亿元，支出（据被大大压缩的数字）为 43 万亿元，财政赤字占支出的近 70%。

到 1948 年 6 月，财政赤字高达 435 万亿元，为了弥补这一巨额的赤字，国民党政府就大量印发钞票。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的情况下，惟有印钞票的印刷机仍在开足马力，日夜飞转，国内印刷厂不够用，还要到美国、英国去印。

据统计，到 1948 年 8 月 21 日（宣布发行金圆券的第二天)，法币的发行量由 1937 年 6 月的 14 亿元，增至 6637 万亿元。

空前的通货膨胀必然引起币值大跌，物价狂涨。以上海为例，1948年 8 月的物价比 1947 年底上涨了 55 倍，比 1937 年 6 月则上涨571 万倍。

有个很形象的说明：

100 元法币——

1937 年可买2头牛；

1938 年可买 1 头牛；

1941 年可买 1 头猪；

1943年买1只鸡；

1945 年买 1 条鱼；

1946 年买 1 个鸡蛋；

1947年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1948 年只能买 1/500 两大米。

简而言之，这时候法币的价值已跌至其自身的纸张费和印刷费以下了。

由于法币的急剧贬值，它已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功能，“举国已成港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已恢复银元往来，物价交换风行各处。”

广大人民对法币完全丧失信心，一拿到钞票，马上就去买粮食或其它商品，因为，当时的物价往常一日数涨，转眼之间纸币会更加贬值。

这样一来，货币流通速度愈快，而通货膨胀也越厉害。

随着这种情况出现，社会两极的分化也越发剧烈。财富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贫困者人数急剧上升。

一方面是少数豪门、巨贾利用经济的动乱，投机操纵，一转手就赚得千百亿元进账；一方面是多数固定收入的薪金阶级，实际所得不断降低，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有多少人因最低生活无法维持而自杀！

真所谓“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种现象在纸醉金迷、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表现得更加严重。

政府要“戡乱”，这里就存在着无穷的乱源。

上海市民排队领取美国救济米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上海各家大小报纸都直言不讳地报导了：“物价问题如何下药?”“美国救济米今起配售”,“如何防止经济继续恶化?”“物价如脱缰野马狂奔乱跳，上海市民人人惶惶然不可终日”，“同济大学四百学生膳食无法解决，向校方总请假”。

“扬子、维也纳、米高梅、大沪、皇宫、胜利、华都、仙乐八家舞厅的舞女代表也在报上呼吁："上海四千舞女怎样活下去？’”

马路上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敲着小镗锣竟唱出了“犯关犯关真犯关，白米窜出三千万！这种日脚（子）哪能过？上吊的绳子也买不起!”

总之，物价的飞速上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和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

面对如此糟透的局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

“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在这法币完全崩溃，国民党统治区财政金融面临破产的日子里，改革币制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强烈呼声，认为这是惟一可以试一试的办法。他们发出了“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的呼声。

亡羊补牢，实际为时已晚，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军事倥偬之余，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想方设法力图挽救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的重大危机。

1948 年 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与其高级幕僚密商对策；8月中旬又在庐山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讨教。最后，终于拟出了一个《财政经济紧急处置方案》。

18月 19日，根据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蒋介石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办法，即《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

这些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

（一）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限期在 10月 20日前兑换完毕。

（二）限期以金圆券兑换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经济管制，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为了加强监督上述办法的执行，国民党政府在统治区划分了若干个管理区，派人员前往“督导”。

看来，蒋介石是以“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作筹码，准备孤注一掷了，正如《中央日报》社论所写：“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上海是全国经济和金融的主要枢纽，币制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的实行情况。

蒋介石认为，如果“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的局面；经济状况一旦好转，内战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党国”就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由谁来担当这个重任呢？蒋介石考虑再三，于 8 月 21 日，正式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名义上是协助督导员，实际上却行使督导员之职。

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钩，善观风向，领会蒋介石对自己兼职安排的用意；何况，凭其近年搞经济工作的经验，知晓还是少“督导”为妙。

俞鸿钧乐意将大权交给蒋经国，这样既可取宠蒋介石，又可为已推卸责任。

所以，俞鸿钧被任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进过督导员办公室，上海的市民也只知道，在上海执行经济管制任务的蒋经国，而不知道还有一位俞鸿钩。

蒋经国出任此职也并非偶然，在蒋介石的眼里，儿子无论在赣南，在重庆或在东北的政治生涯中，具有不贪污、不畏权贵、敢做敢为的长处，这在当前满朝文武官员中是为数不多的。

同时，蒋经国于 1947 年针对接收大员的“劫收”和党政官员的贪污成风，在华北酝酿和组织筹备过反贪污运动，后因军事形势的速然变化而没成。

既有如此“业绩”和先例，蒋介石当然把这个重任交给对己赤胆忠心的儿子了。

对蒋经国来说，临危授命是想一显身手。当他被先告知将出任此职时，就感觉到责任的重大，他认为，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确实是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方法，是国家中一件大事。

而对蒋经国来说，委此重任，他心里当然高兴，但是他从未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经验也没有，接任此职确也有些迟疑不决。

据说，当时他想到了《荒漠甘泉》里这样一段话：“有一次，一位罗马的兵士决定要向某路前进，他的问导告诉他，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不当心，就要丧命。这位罗马士兵回答说："去是必需的，活是不必需的’。”

蒋经国以此话来勉励自己，于是，他踌躇满志，从南京来到上海走马上任。

其实，决定他担负这项工作的真正原因，后来在其给朋友的信中有所反映。他写道：

“自胜利后三年以来，全国人民无不希望过着安定的生活，使国家社会走向正常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要克服政治及军事上的一切困难，同时，在经济方面也要同样的努力，以便消灭造成经济混乱的投机、囤积，以及一切不正常的经济行为。

而实行经济管制政策“是一种救国救命的正确的政策”。

用蒋经国的话来说，他是抱着“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牺牲”的决心，到上海来接任改革币制和限制物价的协助督导员的。

不过，《财政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刚公布，就受到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和经济学者的抨击，他们认为，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丧失信任的情况下，再加内战紧迫，币制改革的机会早就错过。

甚到有人对蒋介石说:“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而香港和美国的报刊更是直率地断言：

“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

但是，蒋经国却并不这么想，接任当天，他就表示：“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

他相信，只要认真执行，定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使“这一政策定能达到成功”。

为了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他预先把驻扎在平津一带的“戡乱第六大队”调来上海，将其得意学生王升擢升为少将大队长，以作为经济管制的执法工作队。

在这以前，他又从留俄同学和赣南、重庆的旧部下中，调集人马，迅速地搭起了督导员办公处的班子。他对自己的下属说：“这次我们要好好干一下，给上海人看看，叫他们知道我们。”

在上海，蒋经国励志要创造奇迹，力揽狂澜，大干一番。

1948年上海的夏天，空气是那样的沉闷，蒋经国决心要打破沉闷，开创一个新局面。

8 月 20 日，他到达上海。在稍微熟悉了三天的政治经济环境后，23 日他正式办公。

他的主要任务是管制物价，强令所有货物，必须维持在 8 月 19 日的市场价格上，打击那些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扰乱金融的奸商。

他最初几天的工作情况，从其所写的《沪滨日记》及当时报刊的报道中，能看出一些动向。这里摘录如下:

8月20日

早晨抵申后，即开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午到中央银行访俞鸿钧先生，商谈经济管制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8 月21日

今日上午同崇镛兄谈金融管制问题。中午参加俞总裁所召集的经济会报，上海方面负责重要责任的人都出席发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下午会客，并商量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

8月 22日

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钩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上午在寓所拟定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蒋经国在上海中央银行办公室 图片来自网络

8 月 23日

督导员办公处，今天开始正式在中央银行办公。……早展访崇镛兄，谈商有关督导员办公处的组织问题，下午参加第一次的经济督导会报。

8 月25日

早起后，即与化行（即王升）谈设立人民服务站的计划。

8月26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和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

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经国初到上海的工作情况，除他所写的日记有所反映外，在当时的《申报》上也有较详尽的报导:

8 月22 日：昨日上午 11 时（21 日）在俞总裁愚园路官邸内，举行一重要之联席会议，有吴国桢（市长）、潘公展(市参议会议长)、宣铁吾（(市警备司令)、徐柏园、俞叔平(市警察局长)、蒋经国等，内容秘密。

据悉，讨论之主题为在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时，如何克服可能之困难，以及乃有不肖之徒，破坏物价稳定时，应如何惩办。

将来在沪可能设立督导机构，由俞、蒋主持，专司督导金融稳定物价之工作，明日开关后，金融当局及地方有关机关，将密切配合督导各项交易，对黑市交易及扰乱物价之行动，将以最严历之手段措置，必要时，不惜杀一儆百。

8月 24 日：行政院经济督导委员会上海区督导员俞、蒋，昨日午后假中央银行举行首次督导会报。会议对今后工作之重，在以全力稳定物价，对物资金钞之移动，将派员在水陆交通机关内严密检查，如有走漏，决从严处分，必要时将予以没收。

8月27日：蒋经国于昨日上午举行紧急会议，当经议决为稳定物价起见，即日起由军警经管各单位，会同全面检查各仓库各市场，并严密监视水陆交通要道，严禁物资擅自移动。

为加强检查之效率起见，决议统一检查机构，今后检查工作一律由蒋担任指挥，统一执行，不再由各军警机关个别检查。

从上述摘录的这些内容中，人们不难看出，蒋经国名为“协助督导”，实际上是主宰其事，直接干预上海的经济行政和市场活动，以至管制一般市民的经济生活。

同时，人们也可看到，蒋经国预感到工作之艰难，对所负任务有骑虎难下之势。然而，他还是决心用严厉的手段推行经济管制，准备必要时不惜杀一儆百。

另外，这些内容中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高级官员，包括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等对经济管制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这意味着，蒋经国的工作更为难做，其实，也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失败隐藏了祸根。

准备工作就绪后，蒋经国就在紧锣密鼓声中，亮出旗号，公开上阵了。

他最先通过报纸，发表了第一份《告上海市民书》，他以个人名义，向全市人民申明：现在实行的“经济管制的政策是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它不仅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生活问题，而且是以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他表示，自己“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且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牢，上刑场那才能伸正义，张国法，使一般人民心悦诚服”。

紧接着，蒋经国在当时全国最高的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金融工商界巨头。

他先客气地对他们打了招呼：

“今天在座的都是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许多还是经国的世伯世叔。

现在我奉政府之命来上海严格执行金圆券法令，先敬各位一杯酒，希望各位给经国保留情面。”

酒还未下肚，他即调转话头，说：

“可是币制改革实在是中国的生死关头，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因诸位之不肯合作而归于失败，我只能死在诸位的面前!”

他给金融工商界巨头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之后，他还对自己控制的“戡建大队”的官兵作了训话，要求他们“把后方看做前方，市场看做战场”，必须做到“不讲情面、自身洁白”，以“彻底执行紧急方案，打倒经济战场敌人”。

并指示他们，在“戡建大队”的旗帜上，应当写上“大公无私，除暴安良”的八个大字。为此，“戡建大队”喊出了最响亮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行动口号。

此外，经济管制一开始，他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

设置“八一九防线”，规定上海所有物价，不准超过8月19日蒋介石宣布全国实行金圆券命令时的价格线。

在所有道口、码头、车站设立关卡，禁止一切货物外流。

命令所有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库存一切货物都必须按“八一九防线”的低价拿出来出售。

设立了十个人民服务站，设立“密告箱”，奖励市民检举揭发违反经营条例的不法之徒。

“为经济改革方案谋取集思广益之计”，他规定每周三天接见市民，听取反映和意见。

表态已明，措施已下，应该行动了。蒋经国自己也很清楚：“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会失败的。”

上海经济检查“执法队”在商户检查囤积物资 图片来自网络

8月 28 日，在蒋经国统一指挥下，上海市经济检查“执法队”，采取一致行动，对全市所有公私仓库进行大搜查。

他命令：

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结果当天，在 18 家银行的仓库中，查获有大量囤积的棉纱布匹，一律没收，蒋经国在上海打响了经济管制的第一炮。

9月3日，蒋经国向上海的巨商豪富发出了“最后通牒”：

“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摇动变更法令。”

就在当天，蒋经国开始逮捕法办违法者和囤积商了，这天被逮捕扣押的有：从事囤积和操纵黑市交易的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仓库内大量囤积香烟的颐中烟草公司经理黄以聪、囤积大批棉布的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棉纱不愿照限价出售而宁愿围放仓库的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证券市场已奉令停业，仍在场外大量交易的经纪人杜维屏、仍在场外交易的著名股票买卖人林乐耕、私营金钞巨商韦伯祥。

被捕扣押的这些人，不仅财大而且气粗，其中杜维屏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地方势力头子杜月笙之子；荣鸿元是“国大代表”杜月笙的女婿；黄以聪是杜月笙的表侄。

但是，在蒋经国的铁腕手段下，有的也“俯首无言、竟至泪下”，有的竟“承认不讳”一时也被弄昏了头。

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逮捕 图片来自网络

9月4日，林王公司负责人王春哲，又以“妨碍戡乱，意图扰乱金融”被特刑庭判处死刑。

另外，前警备司令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因贪污敲诈及包庇舞弊等罪也交军法处判处死刑。

蒋经国在几天之内，就“请”了六十四名巨商大户锒铛人狱。

蒋经国还坐镇另一办事处——乐义饭店，不断邀请金融界、实业界巨头个别谈话，声色俱厉地责令他们交出黄金外汇，提供货物，安定市场。

如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稍有辩词，即遭蒋经国拍桌大骂，万墨林吓得慌张万分，满口称是，说“卖米随便什么价钱都可以。”

同时，蒋经国还告知被请谈话的头面人物：非经他准许，任何人不能擅自离沪。

他在有几百人参加的工商界人士会议上，疾言厉色地说：“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

在他统一指挥下，全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队、江湾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出动大批人马，对全市一家家商店、一座座仓库、一处处水陆空码头，逐一检查，发现囤积商品，立即吊销执照、没收货物、逮捕法办。

看来，蒋经国真的像当年上海报纸所扬言的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和“刑乱世用重典”了。这个自民国以来在上海滩上的破天荒行动，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

在蒋经国及其“打虎队”无情而严厉的高压下，上海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市民，忍痛将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至1948年 10 月底，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 110.5 万余两、美钞3280万元，再加上银元和港币，总共合金圆券 3.72 亿元，占全國总收总数的 64%。

上海市民在银行兑换金圆券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市场似乎稳定了，“黄牛”投机商一个个销声匿迹，囤积居奇的商人忍气吞声地做赔血本的生意，喧嚣的十里洋场，一瞬时变得出奇的安静。

看来，蒋经国贯彻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为此，财政部长王云五不禁沾沾自喜地对立法院说：“今后币制稳定，通货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随此而来，蒋经国的声誉大增，博得了众多的喝彩声。外国记者形容他为“中国经济沙皇”。中国工商人士比喻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9 月 16 日《新闻天地》写道：“仅仅 20天的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已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凭着他坚定的决心，严肃的组织，他无情地向上海滩上的既得利益和恶势力开刀。至少在目前，他已使奸商敛迹，小民归心。”

蒋经国自己也按捺不住一股得意劲儿，说：“直至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上海人都是称赞我的。”

蒋经国为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还声称群众是主人，自己是百姓的听差，是为人民服务的，并煞有介事地宣称：

“有人说我是蒋青天，这种充满着封建意识的旧社会观念，我不能接受，为民除害是今天每一个做公务员的人应有的责任。”

有一次，他甚至在群众大会上，紧握双拳，慷慨激昂地大声高呼：“大上海500万市民万岁！万岁、万万岁！”

尽管如此，蒋经国清楚自己的行动，在上海党政界是不收欢迎的。

正如 10 月 9 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所指：

“蒋经国在上海是寂寞的，除了一般小市民因一般感情上的兴奋，而发出拥护的呼声外，还没有获得真正有力的共鸣和支持，到今天为止，他的理想和业绩，还没有在上海生根。”

他在整个工作进程中，是在唱独脚戏，很孤立，蒋经国在自己的日记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摘录如下：

上月反省录

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

9月4日

……上午在中央银行办公，为配给米事，商量甚久。外人的态度骄横，而政府则拟因此变更政策，此事对我刺激极大……

上星期反省录

上海经济管制工作，虽得初步之成效，但隐忧仍多………

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歌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

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

9月5日

吴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做法不满意的原因……

9 月 8日

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因此可知官商勾结力量之大矣。

上星期反省录

外面谣传×××正在勾结×××，共同来打击我，人心难料，这种话可能，加以留心……

9 月 13 日

柏园兄前来商量有关物价的调整问题，中央方面，对于如此重要政策的执行，似尚无具体办法，亦没贯彻到底的决心，这是件非常可忧虑的事……

可以肯定地说，日记的内容是他当时境况的写照。洋人挟外力干预，使他气馁；吴市长辞职，使他苦恼；俞鸿钧不管，使他痛心；宣铁吾掼纱帽，使他尴尬；中央无决心，使他忧虑，蒋经国预感到前途不妙。

不仅如此，就是在蒋经国已推行的经营措施中，也逐渐显露出行不通的兆头。

“八一九防线”的设置，结果使价格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这样就造成了生产萧条、流通呆滞，使大多数守法的工商业者和民族企业遭殃。

再有，上海一地坚守住“防线”，造成物价相对低平，不愿将物资运人上海，即使运到上海也不愿抛售，因而造成上海各种物资奇缺。同时，由于上海商品的价格低廉，致使大批投机商蜂拥来沪抢购，上海感到压力极大。

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上海暂时稳定的局势必定自行崩溃。事实上，上海的豪商巨富也不是那么容易制服的。

常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商人们最初是消极的抵抗，把生产所需的原料和日用生活必需品藏起来，有些人干脆利用火车来囤积货物，多付运费，把货物藏在货车或船舱内，今日开无锡，明日放镇江,活像一座活动仓库。

因而，上海物价虽稳定，可是有市无货。如上海的西餐饮食业，就因买不到鸡肉等菜类而停业，改卖面包、炒饭；工厂老板也以原料缺乏为理由，纷纷要求停工。

不久，他们又改变战术，收买一批流氓和无业的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造成市民心理恐慌，从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好景果然不长。9月底，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盛行。尽管蒋经国在 9月 30 日动员了五千六百人，组成了一千六百多个小组，由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任总指挥，进行了一次物资突击总检查，规定：

“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

然而，从 10 月 4 日起，市场上抢购风益盛，出现了排长龙的现象。这从当时蒋经国的日记中就能反映出来。摘录如下：

10月3日

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10月4日

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

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10 月 5日

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10 月 6日

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的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

不过，更为严重的问题接踵而来，就在这几天里，“扬子公司案”把蒋经国搞得束手无策。

扬子公司全称“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开设的全国性的大公司。

它的分支机构布满各大城市，上海是扬子公司拨弄金融、囤积货物大发横财的大本营。

据了解内情的人反映，宋美龄每年可从扬子公司提取几十万美钞。

9 月 29 日，蒋经国的经检队在卢家湾警察分局的配合下，从英商一个汽车行二楼扬子公司所属的仓库里，查到大批囤积的颜料、西药、自行车和钢铁等货物。

后来，他们又在扬子公司大连路仓库和虹桥仓库中查获囤积的钢铁、白蜡等货物达二万多吨，数量惊人。

消息传出后，杜月笙乘机大发议论，说：

“我的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愿应得之处分。但请政府要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圈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状况，也足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人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则万众都心服口服了。”

9 月 30 日，蒋经国顾不得亲戚之情，咬紧牙关，下令查封这扬子公司的三座仓库，并宣布按规定将对它做出处理。

这下可急煞了孔令侃，查封当晚，孔令侃即去电南京，向小姨妈求援。

那晚，宋美龄正在南京官邸宴客，当接到此紧急电话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庸。”

翌晨，宋美龄专程到沪，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会谈。

宋美龄虽从中周旋，但表兄弟各执一端，蒋经国要求孔令侃以党国利益为重，作为表率，孔令侃却不买账。

两人斗法，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宋美龄只得赶紧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发了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南下，亲自处理“扬子公司案”。

这时，蒋介石正在为东北战场败讯频传而焦急，但是，一接到夫人的电报，立即于 10 月8 日深夜到达上海。

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仅停留的一天中，与儿子连续作了两次谈话，无可怀疑，双方谈话必定涉及“扬子公司案”的处理问题。

谈话内容从“蒋经国连续谒见两次，力陈限价必须维持，否则沪市经营之作，将不免前功尽弃”的消息报道，以及有关人员回忆:

“蒋经国谈话出来，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家尽忠了。’”

这些，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蒋经国在老子面前是吃了败仗。

不久，国民党政府当局虽说要按“八一九防线”的限价标卖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但始终未见处理，该绳之以法的孔令侃不日也远飞美国而去，“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蒋经国设置的铜墙铁壁式的“防线”被皇亲国威率先打破了一个缺口。

“扬子公司案”的下场如此，使沉默多时的豪商巨富胆子也大起来了，他们忍耐了一段时间，终于全线出击了。

他们纷纷纠集人马上市抢购，到处散布涨价风声，制造恐慌紧张空气。顿时，市面上出现了排山倒海式的抢购风潮。

至 10 月中旬，大部分商店的货架上已空空如也，米店、煤球店都已无米、无媒供应。

货物的黑市价格像决堤一样汹涌泛滥，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惨，8 月中旬法定牌价每 4 元金圆券折合美金1元，到了此时，黑市交易中 4000 元金圆券也难换购到1 元美金。

“八一九防线”开始到处决口，四方报警，堵不胜堵，防不胜防。正如将经国在自己日记中记录的那样：

10月9日

本星期（3 日—9 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

10月14 日

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着气。若干的干部，心理已开始动摇，这是如何考虑？

10 月 16 日

……自从此事（扬子公司案）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莱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

10月 18日

……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

10月22日

工作环境，随着军事上的失利而更困难。……直辖方面，对我个人好像是很不满意，……更进一步感觉到自己在上海确很孤独。

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已经预感到自己前最不妙，要失败。

他在其日记的《反思录》中大谈“政府的软弱”、“军事的失利”“干部的动摇”、“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等等不利因素，认为这将是导致“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然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古人曰：“狂澜既倒，只手难挽，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对这一点，蒋经国恐怕是永远不会懂得的。

因此，他仍抱着其“有决心始能沉着应变，有信心始能见危不退”的信条，还力图“在绝路时寻找出新路”。

10月24日，他发表了《敬向上海市民进一言》，指出倘使对价格放任不管，则“方便的是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痛苦的是老百姓”

26日，他向百货行业的工商业者保证：只要“维持"八一九’限价，政府对工商业之合法利益，决予保障”。

27 日，他飞往南京出席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他坚持反对开放议价，竭力主张限价原则必须贯彻。

30 日下午，他再度飞往南京，当晚晋谒了其父亲，作了长谈。

31 日，他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忍痛一时，使经改工作走上轨道”。

由此可见，此时蒋经国的决心和信心真是很大的。

晚了，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了。无论蒋经国自己再怎样“拼命”，向市民再怎样呐喊，向“上面”再怎样表示，经济管制的丧钟终于敲响。

10 月 29 日，国民党立法院、监察院开会讨论经济危机时，立法院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察院则提出了限价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俞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獗现象，故作出了应子立即纠正的结论。

11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下令取消限价。此至，一幕惊天动地的经济改革、限价话剧，恰似昙花一现，仅有八十三天的短促生命就告寿终正寝。

蒋经国也只得以失败收场，11 月 2 日，在《申报》第二版不显眼的角落边，他以《别矣，上海》为题，又一次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宣告了他经济管制工作的失败，并向市民“表示了最大的歉意”，今后，只能请市民“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了。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编辑的有意编排，紧靠《告别书》的上方则发布了“物资出境取消限制”和“通过临时动议两起，请释被捕商人”的两条消息。

下方，却刊出了一幅戏剧上演的大广告：由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一队第十二大队主办，上海力行剧社演出，义演五幕悲壮历史名剧《精忠报国》。

广告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义薄云天慷慨激昂，泪的汹涌血的澎湃。

据说，蒋经国在任职的最后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蒋经国在上海的日记最后一页是这样写的：

“昨日（5 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望看黄浦江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

11月6日，蒋经国怀着委屈和伤感的心情，悄然离开了上海，到杭州蒋寓，与家人共赏“秋风红叶”去了。